Page 155 - 税收管理数字化转型研究

第四章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税收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另外则在于法律内在的说服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权威只有建立在内在说服
力的基础上，才是真正的权威，法律内在说服力的实现过程事实上是它作为正式
制度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习惯等的兼容与协调过程。非正

式制度在这里“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
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因此，合适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是正
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化传统是比较倾向非正式制度安排，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强调个人

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对资源配置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文
化传统的特殊性表现为对家庭与血缘的强调，中国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大部
分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是家庭、单
位、学校、家乡等。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虽然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密

切，但是相对封闭，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最大认同和接纳。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
伦理社会或礼俗社会，调节中国社会秩序运行，主要是由亚于法律的伦理所支撑
的带有浓厚的历史传统印记的习俗和惯例的秩序、规则与约束机制。中国传统文
化中有一种抵制从习俗、惯例到法律制度过渡与转化的内在力量。中国传统社会

和传统文化中强烈的泛道德倾向，使得中国静滞于稳固的礼俗社会，未能向现代
法治社会过渡。在中国社会中，家族之外广泛地缺乏信任，这严重地限制了中国
社会开展大规模合作的能力。人治的泛滥不仅造成了制度的软化，而且为政治权
力的全面扩张和渗透提供了机会，障碍了社会的发展，使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成

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中国实际上缺乏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上的、成为个人
行为可预测性约束的制度认识。
显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过分依赖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与调节作用，尤其是
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下，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的负面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

日益凸显，迫切需要对非正式制度加以改造和提升，以构建新的社会资本优势。
现代经济学对于文化传统、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的重视可以说是越来
越明确、越来越“自觉”。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诺思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非
正式制度，建立了意识形态理论，并将意识形态理论作为理解制度变迁的重要机

制。他认为：“正式规则的变化，尤其是产权方面的变化必须由相应的非正式规
则的制约和有效实施相补充才能带来所渴求的结果。”诺思甚至将制度初始选择
的差异归结于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差异。非正式制度往往比正式制度更能决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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