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Research on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News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书峰，2019）。还有论者提出红色中华的新闻台尚不能将其视为我国大众传播学
意义上的人民广播事业的起点（陈信凌等，2017）。
（2）广播的功能研究

有学者发现，广播最初塑造了市民全新的日常生活结构、聆听习惯、感官体
验，乃至对于自身与世界的认知（李暄，2018）；抗战时期的广播电台发挥了重
要的情报及外交功能（艾红红，2017）；解放初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引领上
海本地广播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促成新中国政治认同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许

静波，2019）。
（3）电视史研究方面
有学者发现，民国时期国人的电视认知为电视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技术准备

和人才储备（黄志辉，2016）。2019 年是中国电视发展 60 周年，中国文化电视
60 年（石长顺等，2019）、中国电视批评 60 年（朱婧雯等，2019）都有了总结
与梳理。
2. 传播史研究方面，开展了学科发展 40 年的追溯及学科本土化问题的
反思

（1）传播学科发展 40 年的回顾与梳理
有学者指出，传播学引入中国，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做出了开拓性、引领
性的贡献（张国良，2019），没有 1982 年施拉姆、余也鲁在广州、北京、上

海的讲学活动，传播学在中国落地不可能那么迅速（罗昕，2017）。还有学者
提出 1982 年的“北京调查”是传播学在中国发端的重要历史事件（方晓恬，
2019）。传播学在中国之所以出现学科化路径取向，一方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建
制化诉求，同时也与国家实现理性管治目标的需要密切相关（田嘉宝，2018），
也不排除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层面的有力驱动与中国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所需（张国良，2018）。
（2）传播学的本土化探讨与争鸣
有学者梳理十几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综述发现，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呈现

出迈向本土化／中国化的脉络（张咏华，2019）；也有学者反思性地提出了中国
传播学术的主体性问题（赵月枝，2019），如何突破西方理论的问题语境和阐释
框架，形成本土性的思想成果，依然任重道远（刘涛，2019）；当前传播研究依
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过强与学科意识保守的痼疾（胡翼青等，2018）。本阶段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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