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2 - 与你所知不同的长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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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全面地讨论和解决政治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没有探讨
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层次政治原因。
更有甚者，遵义会议不仅没有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反而还肯定了它，会议

决议认为：“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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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正确的 。”
伍修权回忆说：“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

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 2
张闻天也坦承：“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

肯定了它的正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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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 。”
History of the Long March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Know
直到 1945 年 4 月 21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才对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全面批判。
延安整风后的宣传口径解释说这是毛泽东高超的斗争策略，主要目的是维护
党内的团结，担心当时提出来不利于团结大多数，特别是不利于团结刚从“左”

倾队伍分化出来的人，甚至可能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
伍修权回忆：“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

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
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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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 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
张闻天也辩护说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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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 ”
这些回忆难免有恭维和事后诸葛的嫌疑，而且读者一看便知道这完全是按照

官方的定论来写的。这类事后诸葛的事例，党史和回忆录中屡见不鲜。
延安整风后，我们的党史修撰就出现了一种“只唯上”的不良倾向，形成了
一个闭环怪圈：最高领导人的每次讲话、每一个观点，不论正确与否，就是历史“定

论”，不容置疑，更不允许挑战；此后相关的党史和亲历者的回忆必须一律按照
这样统一的口径来写；而后人再修撰历史时，他们又喜欢引用这类本来就是按照“定

1 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载于《遵义会议文献》，第 4 页。
2 见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载于《遵义会议文献》，第 120 页。
3 摘自张闻天 1943 年 12 月 16 日在延安整风时写的笔记，载于《遵义会议文献》，第 80 页。
4 见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载于《遵义会议文献》，第 120 页。
5 摘自张闻天 1943 年 12 月 16 日在延安整风时写的笔记，载于《遵义会议文献》，第 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