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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反对自由主义。其中主要是指有些地方的党的组织，特别是一些党的领导
干部，对中央提出严格的统一领导和纪律约束表达过一些不满，甚至是不同
意见。在发表一些言论时，不负责任，与中央不能保持同调。这对加强党的
团结，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不利的。

在毛主席说到遵义会议前与遵义会议后的区别，提到了两个问题。遵义
会议前，党内存在着过火的斗争；在遵义会议之后，党内出现了自由主义的
倾向。我感觉，这里似乎有一种历史的相似。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搞过“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很类似于遵义会议之前的过火斗争。而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些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
思潮开始泛滥，这就类似于遵义会议之后出现的党内自由主义。过火的斗争
是极“左”的表现，自由主义是偏右的表现。同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前，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极“左”的表现，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则是偏右的表现。
准确地说，我们纠正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对于反对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遇到的阻力就比较大。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问题是出在国

内和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敌对势力基本没有参与进来。所以我们通过
自己的努力，克服这个错误的倾向，总的难度就并不很大。
相比于遵义会议之前的过火斗争，纠正起来就有较大的困难，因为这种

过火斗争的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某些人错误地支持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路线。党内对这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不可能不受到共产国际某些人错误的干
扰。而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后来还是要靠延安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对延安
整风运动，共产国际没有过多地干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难度就
不是一般地大。因为在这个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的敌对势力是直接干预进来
的。在我们的对外开放中，国际敌对势力总是千方百计要把西方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思潮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我们国内和党内中来。他们甚至出钱

出人，直接策划鼓吹和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大力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
而在我们的党内，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反对坚持四 宜城客谈
项基本原则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时党内存在的某种极“左”错误，背后是有着共产

国际所犯某些错误的背景。所以在党内，与极“左”错误进行斗争也是要克 Yicheng Ke Tan
服很大困难的。1943 年，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共产国际原来的一些错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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