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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解析与社会文明的构建理念、进化和未来 » 论述篇
Analysis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Social Civilization
家庭生活、私人生活具有不同的追求理念和内在品质。事实上,在社会主题性概念词
的演化中,“利益”一词的前期概念是财富量,它的后期衍生概念则是金钱和货币的
统称。唯利是图和甘愿奉献一切只是对待利益的两个极端。在二十世纪前期,当中国
的国家命运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如果说为国殉命和献其所有是中国人被迫做出的民
族大义性的选择,那么,创建了新中国并使之逐渐强大起来之后的现代开放式的中国
社会则可以适当调节由于民族危机感而带来的大众社会心理的紧张性。但这并非隐含
中国人要忘记历史中曾经深刻体验过的民族痛恨感。心理学的显然性解释是:由社会
贫困灾难性所引发的大众的民族危机感和痛恨感与由富足社会所引发的个体轻松愉悦
感和幸福感是两种不可同时具有的内心体验——但这两种内心体验可基于理性分析权
衡而在其价值观中自由裁量发挥。前者所衍生的大众凝聚力和奉献精神与后者所衍生
的个体个性的多样化趋势及其追求个性化的独到成功同样是基于人类心理的自然演化
着的人性的必然结果。因此,允许个体追逐利益并以财富和金钱作为尺度去规划自己
当前和未来的生活具有同时追求个性与社会性的合理性。但是任何倾向于追求过度个
性的人都具有趋向于资本主义过度自由化的不自觉的危险性。对于具有欧美留学背景
的高智能而政治敏感度欠缺的人才尤其如此。
如果作为一名相关者和客观者而纵观中国,那么我们会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十年
之后的中国经济在继承于前期改革经验的政治的政府主导的主推作用下似乎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腐败现象的隐蔽性和广泛性以及分配不公产生的个体和家庭生活质量
的显著差别性都汇聚到了民众公视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问题
的焦点上。那么改革的参照物来自哪里?显然无论是欧美相对发达国家,还是经典中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能够给定现实中国的确定性答案。中国需要明确的是仍然要在
人类的共有属性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将社会划分为经济管理者和经济参与者两个
担负不同功能的群体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对于经济管理者而言,政府以及代表政府掌
控某一单项权力的部门如央行、海关、证监会、土地管理、交通管理、税务等,它们
的任何行为都代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政治策略权力以及其他类公共权利,因
此,他们不能够具有任何经济参与人所应当合法具有的理性自利的人性。它们担负有
管理动态社会的职责和服务于动态社会的任务的双重使命。但是任何与上述两项使命
相关而产生的财富效益都不能够单纯合理性地证明其工作性职责的完成性。对于任何
在国家公共权力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的激励措施只能够选择精神引导或者是
以职业道德、职业规程、教育等手段加以引导。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合理定量的工资性
收入则一定是一名公务人员能够踏实工作的必要条件。对于经济参与者而言,我们必
须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权衡中国国情及其文化特质与自由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弊得失之后经过搜寻、探索其契合点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有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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