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的范围要更加宽广，其所关涉的社会关系也更加丰富。同时，从法律和道德二者的关系来

看，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称法律为“最低限度的道德”，即一方面论述了法律和
道德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阐释了法律的道德标准，门槛是极低的。道德标准
是评价法律的一尺标杆。同时，从法律制定的起源来看，西方以“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制

定法律的方式，即个体与总体之间订立契约来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可见，法律产生于人
与人订立的契约和规则。而这些契约和规则的源头恰恰也是人类社会所依靠的运行习惯和
规范，即长期以来社会成员间内心遵守、行为约束的道德要求。由此可看，道德所涉及和

调整的范围和要求比法律更加广阔。
（2）法治自身局限性
法治的核心在于成文的法律规范，依靠法律规则以实现有效治理。西方社会相对较早

就将法律规范的条文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更加侧重法律的科学化作用。范忠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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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总结道，“西方人将法律视为‘政治的技术’‘治理城邦的原则’” ，法律依靠
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相比较于其他社会规范，其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法
治的完善和发展更是当今时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国家整体发展
的根本保证。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本身具有的有限性和滞后性也逐渐显现。从

社会整体发展上来看，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快速发展和扩张，不
能保证上层建筑的有效发展和更新，法律的调整势必会有相对滞后性。比如当今社会环境

下，新兴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但国家对其的监管规范却
迟迟没有出现，这就使得其在法律层面漏洞百出；比如近些年来出现的网约车现象、人工
克隆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法治依靠的是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其具有最高层次的严厉性和

约束性，不能将所有的社会关系全部纳入法律层面来，同时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
会关系复杂，整体民众法律素质亟待提升，这就要求国家在法律制定和具体治理方面耗费
较大成本，司法资源此时变得捉襟见肘，在具体法律规范方面势必会有一定的局限。具体

到我国乡村地区，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我国当前乡村地区发展水平不高，法治对于实现乡
村问题的有效治理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因此，当下我国要借鉴域外乡村治理方面的多元化
方式，运用多种治理方式实现综合治理，而我国乡村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社会的特点，

因此借鉴传统社会中的礼治方式，在我国乡村具有较好的实践基础。
（3）乡村治理的要求

不论是法治还是德治，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调整和规范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即人们
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所
以归根到底，社会治理在于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乡村治理的核心在于处理好

村民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的广大乡村地区，整体较为封闭，生产力较为落后，同时随着城
乡差距的拉大，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我国当前乡村村民整体法律素质亟待提升，因此，

1 范忠信 . 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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