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8 -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第七章 新时代新农村建设下的乡村社会治理

之间平等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

实际上，“多元”治理主体的格局应该是乡村社会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前
我国乡村社会的“多元”治理格局现状却有待进一步改进。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多元”治
理主体中的基层党政组织虽不再处于垄断各种治理资源的地位，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运用政

治强力控制的方式来进行治理，但依然是“一家独大”的重要主体。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
还是相对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乡村精英、农民群众的自治能力
比较孱弱，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动力不足，这也是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出现诸多困境的深

层次原因。因此，要实现乡村良好的治理必须加快构建真正的“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
这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不但要重视共青团、妇联等准政治类的组织以及经
济合作社等经济类的正规组织建设，还要关注人民调解、公共卫生、治安保卫等群众组织

的建设，更要给予宗族组织、宗教组织、文化组织等“天然”社区组织一定的生存和发展
空间，还原农村社区组织的多样性。对此，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指出：创新和完

善乡村治理机制，要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
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
另一方面，需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基层治理智慧，比如倡导乡贤文化的复兴与重建。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国家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是自治的，主要的治
理资源是宗族、儒家伦理和乡贤。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治理中，修桥补路、捐资助学等

公共事务主要由乡村里的士绅贤人承担。他们在当地有声望，获得人们的尊敬，是人们发
自内心认同的乡村权威，对于整合乡村共同体和维护乡村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发掘更多的新乡贤，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对于“多元”

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及实现乡村的“善治”意义重大。
（二）由管制向提供公共服务的乡村社会治理目标变迁
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多采用行政管制的方式进行，基层党政组织掌握着大量治理

资源。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逐渐被架空，基层政
权的治理能力不断衰弱，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农业税费改革虽然缓解了
因税费负担引发的干群关系紧张和社会矛盾，但是也掏空了乡镇基层政权赖以兴办公共事

业的财政资源。另一方面，征收农业税费的权力本身即是基层政权与农民博弈互动的基本
权力形式。因此，取消农业税以及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也疏远了基层政权中干部与农民

的联系，削弱了基层政权在治理农民时可依赖的权力资源。这就导致当前农村基层政权不
仅治理能力严重虚化，而且日益脱离于乡村社会，出现了悬浮之忧、维稳之乱等意外后果。
村治组织的状况也大体如此，村民自治制度名实分离，不能有效回应农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特别是在一些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更是既没能力也没精力处理涉及老百
姓切实利益的公共事务。20 世纪 90 年代因税费负担引发的农民经济困境为核心的“三农”

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囿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性桎梏，“三农”问题仍不容乐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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