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3 -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变化之中。中国乡村社会不同于这三种类型，大体有以下特点：

第一，村级“政社合一”。中国在 1958 年开始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
即公社将生产与社会管理统一掌握到政府组织手中。1964 年之后，这个体制将一些管理
权力逐步下放到生产大队、生产队，最终于 1980 年代解体。此后，我国村一级的“政社

合一”体制长期未变，只是具体形式在各地有所差别，例如，有村土地管理职能被行政村
与村民小组之间共享，其中重心又有所不同。第二，在村级“政社合一”体制中，不论农
业用地产权还是公共土地产权，都归集体所有，实际上是一种“社区共同共有产权”。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农村实行耕地承包制，土地产权实际上在村社与农民家庭之间实现了分
割，分割后的权利配置重心在各地又有所不同，农户的土地财产权强度不高，权利边界不
清晰。第三，农村自主经济组织不发达。中国农民的专业合作社发展有鲜明的官方推动色彩。

合作社的数量庞大，正好证明合作社的意义不重要。真正运行规范的合作社数量很少，应
该不超过总量的５％。对比欧美农民合作社，中国合作社对农村社区服务的功能基本没有。

其他现代类型的农民自组织系统基本没发育。第四，在“政社合一”体制中，农村社区公
共服务的财务支出原则上由村社自己承担，但实际上政府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只是没有形
成正式的制度安排。取消“三提五统”后，集体经营收入、乡绅捐助、“一事一议”收费

成为村社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均未形成稳定收入，更未建立好的公共财政规范。第五，
在“政社合一”体制中，我国有村长直选这个制度安排。但是，官方安排了一系列做法，

基本确保了村党支部是主要的公共权力行使机构，村委会在多数情况下受党支部节制。这
种格局下的民主选举制度与城市惯行的民主制度并无重要区别。第六，村委会设置的层级
通常与农村宗法共同体单位不尽一致，但村民小组设置层级与宗法共同体单位有较高的重

合性。由于历史上人口迁徙因素的影响，这种这种重合性在北方与南方地区也有较明显差
异，南方一些地区的重合性更强。按照 Dunbar 指数关于熟人社会的理论，村民小组或“五
服”规模的宗法共同体，均大体符合熟人社会的定义。于是，在规模上超过宗法共同体的

村委会选举时，通常会产生宗法门派竞争，或其他类型的候选人竞争。这本是选票民主的
惯常情形。当与宗法共同体单位的规模比较一致的村委会选举时，则不容易发生候选人之
间的竞争。选票民主在这个层级上实施，并无实质意义。第七，因为大多数农民在农业领

域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其中又有一部分农民没有通过非农就业得到补充收入，使中国农村
存在较广泛的绝对贫困现象。如果以年人均收入 6000 元这个较为合理的标准做判断，中

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应该在 2.5 亿之上。这个规模的贫困人口单依靠公共财政扶持脱贫，
既无可能，也不公正。就业不充分引起的贫困主要应通过改变劳动力配置来解决问题。在
贫困人口为主的农村社区，如同他国类似社区，必然存在各种依附关系。第八，以农村基

础设施为主的农村公共存在总量供给不足、结构不均衡的现象。一些农村地区的高等级铺
装道路过多，道路使用频度低，不利于农田大面积整合利用。还有一些地区的村庄，政府

提供的文化体育活动设施利用程度低，形成投入浪费。但农村地区的教育卫生事业普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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