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法律体系分析及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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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法律体系化的问题与完善重构
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形式上都叫“法律”，说它们是上下位法的关系欠缺直接
的规范依据；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应当视为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
之间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分”。
“效力待定说”认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既可能是上下位关系，也可能
是同位阶关系。论者提出，只有当基本法律是非基本法律的立法依据和效力理由
时，它们才是上下位法关系；否则就不是。因此，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的效力
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基本法律”的修改
在区分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的基础上，中国《宪法》第 67 条授权全国人
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律。不过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二是
只能部分补充和修改；三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是，考察基本法
律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情况，无论是对某部基本法律的修改，还是修改基本
法律的整体状况，宪法设定的三个限制性条件都只停留在文本层面，并没有对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构成实质性的限制。质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基本法律修改权存在“失范”的问题。
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失范”，研究者归结为宪法文本和立法实践两个方面的
不足。就宪法文本而言，宪法规范的表述存在模糊之处。除了在全国人大闭会期
间符合法律的确定性之外，“部分补充和修改”中的“部分”以及“法律的基本
a
原则”都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 。这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越权”提供了可能。就
现实层面而言，全国人大代表多、会期短、议程多，不具备足够的立法能力；而
全国人大常委会精干且高效，拥有“越权”的现实基础。正是文本与现实的双重
作用叠加，造成了目前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的局面。
学界提出了以下四种思路来应对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的问题：
第一种方案是，采取措施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限权”
的具体方式有三：其一，寄希望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我限制；其二，明晰宪法对
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外部限制，澄清“部分”和“不得同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的含义；其三，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能修改的基本法律之范围。
a 〔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等主编 . 欧洲合同法与侵权法及财产法的互动 . 吴越等译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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