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法律体系分析及建设研究

第三章 基本法律体系化的问题与完善重构

下，某些法案只需由两院中更能代表民意的一院通过就有效。但即便如此，该法
律仍然被视为是代议机关整体通过的，因为单一的议院并没有独立的立法权。
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议机关同样存在院制的不同。例如，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

是一院制，前苏联的代议机关苏维埃则实行两院制。但与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
在构成上的区别在于，不管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社会主义国家代议机关都设立
了闭会期间的“常设机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经常性地行
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机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会期都

很短，行使职权的时间都非常有限，设立常设机关可以弥补其职权行使时间的不
足。因此，在院制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代议机关在构成上还存在“层次”的问题。
常设机关属于“会中会”，是握有国家权力的机关，不同于议会常设委员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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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制下的某个议院也不能等同 。
（二）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个立法机关的代议机关构成模式，
为中国目前的国家立法权配置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不同的宪法文本对国家立法权的配置有所不同。1954

年《宪法》、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都规定，全国人大独享国家立法权，
因此不存在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区分的问题。但这样的制度设计问题在于，全

国人大会代表多、会期短，无法及时、快速地完成立法任务。这也是导致建国后
中国法制建设长期滞后的重要原因。1982 年通过的现行《宪法》改变了以往的
国家立法权配置模式，基本法律正是这一权力调整的产物。考察修宪史，采取这
样的制度设计立足于以分工提升效率。一方面，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体现了其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经常性地行使立
法权，中国《宪法》赋予其非基本法律制定权和基本法律修改权，有助于尽快实

现“有法可依”的目标。
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当初制度设计的意图只部分达到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经常性地行使立法职能，在短时间了制定了大量法律，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确保全社会“有法可依”。但与此同时，由于立法能力

缺乏坚实的制度支撑，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制定权演变为象征性职权。有学者强
调，观察和研究人大有关问题，应当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区分开，并给

a 孔祥俊 . 法律方法论 . 第 2 卷 .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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