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5 - 新时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第六章 推陈出新走好新时代“两创”实践之路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涉及到情感问题，乃是“万物一体”之胸怀；“男
有分，女有归”涉及到价值归属问题，乃是一“义”字；“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则是关系到人的自由发展问题。笔者认为，以上七个方面，有一个在

社会领域内没有得到解决，即非我们所说的“大同”境界。
（二）杨森的“大同”理论
了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同”概念，我们再来看杨森在新贵州建设中所运用
的“大同”理论，就会发现很多矛盾之处。

杨森在《建设新贵州浅说》中开宗明义，“大同是政治思想上的最高境界，
凡是人们，不分宗支种族、尊卑阶级或男女性别，一律消灭界限，不分彼此，平
等合作，达到天下为公，民有民治民享的目的，就是大同”。正如前文所说，一

方面，儒家确实认为大同乃是政治思想上的最高境界，但是另一方面，此“大同”
却非彼“大同”。如果宗族、阶级和性别等都被一律消灭了界限，那么差别又从
何而来？如果从爱有差等变成了爱无差等，岂非从“仁爱”变成了“兼爱”？那
么儒家的理想岂非与墨家等同？这种“大同”绝非儒者所提倡之“大同”。
单单达到天下为公，民有民治民享的目的，也并非就是“大同”。上文已述，

达到“大同”需要多方面同时达成目标，这里最多仅仅涉及到了“公”和“治”
两个方面罢了，就连核心的“仁”和“义”杨森都未进行涉及。正如熊十力先生
所说：“乐本和而忘人我，仁也；礼主序而人我有别，然治人必先治我，义也。

礼乐修而仁义行，万物齐畅其性，方是太平鸿休，人道之极盛”。
杨森认为，“就苗夷同胞的本身而言，是没有尽到现代国民的天职，就从政
的人而言，是没有拿出民胞物与的精神，来促进彼此间的共同进化和共同生存”。
这句话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很多执政者确实存在缺少民胞物与精神的问
题，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要实行强制性的同化政策，去用西方进化论的思维去改

造少数民族同胞，一味的讲求强制性的同化则矛盾性、差异性何存，人本身的尊
严又何存？既然是人本身存在问题，那自然是从人本身的修养入手更为合理，这
也是儒家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一贯手段，即上文所述的“抚远人”。

杨森在“尚同”和“进化”概念下提出了“新民”主张。认为如果把贵州省
内的少数民族同胞全部从“旧”变“新”，则理想中的“大同”境界便不难实现。
这里杨森巧妙的偷换了概念。“新民”的概念出自《大学》，《康诰》曰：“作
新民”。这里的“新民”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对执政者来说的，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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