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新时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第六章 推陈出新走好新时代“两创”实践之路

同”理论的名义，可以堂而皇之的进行社会改革，如“禁烟”、“同化”，而在
这些改革的名义下，其一方面可以方便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杨的广安同乡亲戚，
闻杨在泸兼领军政，前往求事者，络绎于途。杨对广安来人，无不予以安插。能

识字的，则派到密电股帮助译电，不识字的，则派在军需处开饭，量予位置。当
时，泸州有一副对联：‘子惠永宁道，永宁永宁道；师长广安人，广安广安人’”。
另一方面又可以迎合蒋介石政府的要求。其次，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以反对异党，表明自己所持的理论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西方进化论的思

想，在此目的下进行的所谓“边胞文化改革”，也不过是为了加强贵州当地少数
民族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感，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抵抗中国共产党
在思想领域的进攻，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 , 也正是这一出发点，导致以此杂糅混

合的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策无法真正得到落实，遭受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对，蒋介
石也最终迫于地方舆论压力，以谷正伦取代了杨森。杨森调离后，贵州百姓“敢
怒而不敢言”的压抑情绪才最终得以释放，“新贵州建设”也最终以失败告终。
俱往矣。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作为一种实践探索，不论出于何种考量，杨
森“新贵州建设”中对大同理论之运用，在当时有其一定的时代意义。但毕竟受

到制度、价值、取向和视野的限制，又必然带有对“大同”理论相当程度上的误
解，不可能为贵州带来政治的安定、社会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幸福。 新中国成
立前，贵州依然是千疮百孔，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实现建设新贵州的重任，历

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及贵州人民身上。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这些年，
贵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 2023 年为例，国务院批复《推动毕节高质量发
展规划》，中央各项补助资金 3673.75 亿元、增长 14.9%、规模为历年最高，有
力支持了贵州高质量发展；党中央深入推动落实工业倍增行动，围绕重点产业和
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度，投放“四化”及生态环保基金、新动能产业基

金 290 亿元，中小企业信贷通贷款 630 亿元。工业投资增长 9.1%，占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达 25.5%、提高 3.3 个百分点；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引进企业超 400 家，
华为云营业收入增长超过 200%，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5.9%，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增长 90.5%，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七年位居全国第一；新增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500 户左右、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7 户；新建和改造
城市商圈 14 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24 个，获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 4 个。城镇品质持续提升，承载能力持续增强；新增基础教育学位 23.4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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