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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博物馆宣传教育功能及实现方法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Museum Publicity in the New Era

（一）红色文化与集体记忆的学理关联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
概念，其核心观点是：记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其尤为强调社会参照框架，并
且认为“没有这个社会参照框架，个人记忆就无法形成和保存，因为个人”拥有

“的记忆是受集体影响的，虽然集体并不能”拥有“记忆，但它决定了其成员的
记忆”。在此基础上，20 世纪 90 年以阿斯曼夫妇（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
为代表的文化记忆理论，对“集体记忆”做出了更丰富的阐释。阿莱达·阿斯曼
认为记忆分为两个层面：一种纯粹的人体内部的现象，“它是基于人体大脑的，

属于脑生理学、神经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另一种是一个与外部相关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是个和社会、文化外部框架条件密切相关的问题”。在扬·阿斯
曼的定义中，文化是一种“凝聚性结构”，且与身份认同息息相关。
“文化在社会和时间层面上起到连接和联系的作用，凝聚共识、价值原则和

实践进而形成认同”。这种将“文化”与“记忆”相结合的视角，有助于理解文
化的历时性变化，弄清文化以什么样的形式经年累月后仍保持本色。中国红色文
化就其根源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
和发展息息相关，带有国家意志性的特点，目标指向就是培育和塑造国民的文化

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为厘清红色文化与集体记忆的
关联，在此以阿斯曼夫妇集体记忆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数字化赋能打造红色文化的
内涵。
1. 从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时间结构来看

学术界对于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在进入 20 世纪以来就一直盛行。扬·阿
斯曼认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使这个课题受到重视：“一是电子媒介技术
开始在人的大脑之外储存信息（也就是人造的记忆），这是一场新的文化革命；
二是因为有了新的媒介技术，业已结束的年月也得以保存，它至少需要我们不时

回忆并以评判的方式予以消化；三是曾经亲历人类历史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
来越少了……第三个因素是最具有决定性的。”
红色文化历经百年发展，恰也是中国经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
惊天动地的阶段，承载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能亲历者见证着中国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变革，但已至少是耄耋老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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