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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

第七章 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国际私法的历史

一、改革开放前后的国际私法

我国国际私法最早可以回溯到公元七世纪（651 年），唐朝法律《永徽律》
规定了一条冲突规范：“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依
法律论。”这一冲突规则早于法则区别说七个多世纪，早于现今公认的世界最早

的国际私法成文立法——1756 年《巴伐利亚法典》1000 年，足以说明中国是国
际私法立法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唐朝以后的各个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对
外政策，唐朝形成的中国古代国际私法的萌芽未能延续下来，以至于我国国际私
法的立法就此告了一个段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和世界诸多国家建交，
但当时我们将大部分的精力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步伐亟待

加强。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越发意识到关起门来自己发展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社会。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与世界接轨，从方方面面与世界建立联系。与此同时，在彼

此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作为保护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国
际私法，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出台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必然。这不仅彰显了我国
独立的主权地位和以人为本，人民主权的国家性质，也能使得国人更放心地走出
国门，让外国人更放心地走进中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将立法工作的重心放在确
定外国人法律地位上，1979 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便着重强调了外

国人在中国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地位，强化人的主体性，亮明我们的态度和与世
界接轨的决心。之后的几年间，我国陆续颁布了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和商事仲裁制
度的立法，散见于各个部门法的法条中，哪里出现问题就在哪里解决问题，哪里

需要规范就在哪里设置立法。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样的立法模式缺乏体系化和前后
逻辑性，但却也是适应国情的唯一做法。纵览全球，很多国家在制定国际私法时
都是在民法典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修改，我国在当时尚未出台民法典，就连民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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