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新时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观

国家立法的基础，“树名节”，即是从个体角度来谈的，“立世道人心”则是从
治民的角度来谈的。吴牲认为，要统合好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礼义廉耻”，
缺一不可。

可以明显看出，古人对“礼义廉耻”的说辞，大多还是向君主陈述的，而且
基本都是政策性的，所谓的“治君”“治臣”“治民”之策实际都是“治君”之
策的一部分，即使有“治身”的部分，也是针对精英士大夫阶层来说的，“树名
节”这种言辞的受众在当时来看明显不是百姓。而关于“礼义廉耻”问题，我们

现代人谈论的范围更广，各方面皆有所涉及，我们在继承了古人言论的基础上，
又有了新的发展。
如张岱年先生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句话的肯定，就是从其对学术发

展的建构意义来看的，张先生认为，儒家之所以被很多人讥为“迂阔”，乃是相
比较来说忽略了对实际问题的探索，管子的学说正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具有极
高的理论价值。这是第三视角下对学术史的评价，这种言辞自然就不是向领导者
献策的。
再如李国敬先生，把“礼义廉耻”的道德思想与现代网络文化的传播作了结

合，他认为网络媒体的价值应更大地发挥到社会道德与价值的守望与教化作用中
去，积极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使得礼义廉耻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如何处理
新时代新事物与传统道德准则的关系问题，也非传统上向领导者献策的问题。

那么说到领导者，现代领导者对此一道德原则又是如何运用的呢？现代关于
“礼义廉耻”问题，被领导者更多地运用到了“治民”的层面（不同于以往侧重
于“治君”的层面），而且是切切实实以百姓作为基点的。2006 年 3 月，时任
总书记胡锦涛，就曾于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
辱观，面向的对象是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这使得“礼义廉耻”的传统理

念在当今时代具有了很强的民族性与实践性，它不再是高高地悬空于精英阶层了，
而是切实体现了中华文明优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公民符合
时代性的新的道德体系建设树立了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则把这一道德原则作为我国优秀民族精神必备的一部分，进而
把这一道德原则上升为了承载我国历史的必不可少的文化，他表示，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能够顺利传入中国，决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与包括礼义廉耻观念在内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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