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法律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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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法律理论与实践研究
标准制定，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涉外法律事务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不高，面临
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输出的困境，严重制约国家表达中国立场，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一方面，国际组织的中方人员数量和比例较低。例如，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联合国秘书处全球工作人员为 36574 人。其中，中国籍工作人员为 565 人，仅占
职员总数的 1.54%，属于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不仅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如
美国籍工作人员 2513 人，占比 6.87%），而且与我国缴纳 12% 的联合国会费相
比更是不成比例，也与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全球经济地位极不相称。此外，我
国在重要国际组织关键岗位的任职人员或行政官员较少，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等联合国下辖专门机构以及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少数国际
裁判机构，因中国作为《联合国宪章》或国际条约缔约国而有权推选且当选部分
中国籍行政专员、首长、法官和委员以外，其他大部分国际组织的重要官员大多
由其他国家人员担任。以联合国秘书处为例，D 级（主任级别）以上官员共 355 人，
中方仅 12 人，占总数的 3.38%，而在 P 级（专业职类）职员中，中国籍职员大
多从事语言服务类工作，直接从事法律类事务者较少。
另一方面，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输出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其一，我国涉
外法律人才在专业知识、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加之
普遍缺乏国际组织的系统性、长期性锻炼，因而在国际组织选聘、遴选和晋升中，
竞争力不足，瓶颈难以突破。我国一直保持着国际法庭法官参选人平均年龄最大、
任内以身殉职或因健康原因辞职比例最高的纪录。其二，在向国际组织输送涉外
法律人才的路径方面，我国主要以公务员、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等体制内培养路
线为主，以匹配相应的薪资福利、转岗、子女配偶、养老退休等待遇保障。时至
2018 年年底，司法部已入库涉外律师近千人，但从业务类别来看，多以具有丰
厚经济利益的跨境投资业务为主。由于激励政策和保障措施相对滞后，高端涉外
律师投身国际组织工作的积极性明显不足。
二、涉外法治人才的分类与培养模式
（一）时代呼唤涉外法治人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最终将体现为国际秩序、国
际规则的演变。涉外法治是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与纽带，事关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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