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法律理论与实践研究

第一章 跨境法律理论与实践

安全和全人类共同发展利益。“治国者，以奉法为重。”大国外交必重国际法。
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新时代对外开放提
供有力的法律支撑，需要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运用国际法。为此，

我们要培养、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队伍。这既是
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长远所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指出：“加强涉外法律工作。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
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
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完善我国的涉外法律法规

体系，包括法律制定与法律适用；二是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包括规
则的制定权。前者涉及我国的立法体系完善，后者涉及法治人才培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基本建
成了适应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法制框架。然而，与涉外立法相比，我国的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则显得相对滞后，这不仅影响我国的涉外立法水平，还影响我国在许

多重要国际场合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联合
国 15 个专门机构中，有 4 位中国人担任机构领导人，他们分别是联合国粮农组
织总干事屈冬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这个比例不算低，但是按照中国对联合国的会费贡
献（会费分摊比例为 12.01%，仅次于美国的 22%）和地域分配原则推算，联合
国系统中的中国籍职员实际比例却远低于我们的应占比例，高级职位数量偏少，
代表性严重不足。根据 2019 年 4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报告，截至 2018 年
年底，联合国秘书处专业岗位中，中国籍职员数量的适当范围应该是 169 ～ 229

人，但实际在岗职员只有 89 人。与此相对应，印度籍职员数量的适当范围是
46 ～ 62 人，实际在岗职员 62 人，达到其高限；英国籍职员数量的适当范围是
83 ～ 112 人，实际职员 123 人，超过其高限。可见，别的国家都是用足名额，

甚至超额，而我国离低限还差 80 人。在联合国秘书处 d-1 以上的高级别职员中，
美国有 42 人，英国有 21 人，德国有 16 人，中国有 13 人，印度有 12 人，我们
远低于美国，比英国还少三分之一。
早在一百多年前，晚清官员李佳白对我国缺乏国际法人才来维护国家利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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