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4 -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第七章 新时代新农村建设下的乡村社会治理

后。第九，农村居住形态的文明程度低。农民多聚合而居，平原地区尤甚，湖南等省丘陵

地区聚合程度低。农户原居住方式适应小农经济的要求。近年一些地区兴起农民“上楼”
新政以后，新居住方式已经不适应农业生产的要求。专业农户已经开始崛起，但其居住方
式仍不具有现代农庄特点。在城市化背景下，宅基地扩张与农村建房热导致农村出现“空

心村”与农村房屋数量增加并存的现象。随着农村路网加密，村庄扩张呈现“骑路”景观，
影响农村交通顺畅。第十，城乡人口流动壁垒由社会性壁垒逐步转变为经济性壁垒，总体
上流动壁垒逐步减弱。国家推动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统一已经有实质性进步，社会保

障制度不再构成人口流动的主要障碍。农民进城后土地权益继续保留的新政策降低了农民
进城的机会成本。户籍限制主要发生在大型及特大型城市，但这种限制基本不再有针对农
民的指向性。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农民进城的主要壁垒。其他城市公共品因消费的

非排他性，很难限制进城农民分享，也在事实上不会构成进城农民的财政负担。城市部分
公共品的垄断高价是影响农民进城的重要因素。

三、关于中国乡村治理效能的基本判断

（一）中国农村经济效率评估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效率常常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估：一是认为中国农业仍属于小农经
济，无效率可言；另一是认为中国农业已经属于现代农业系统，进一步提高效能的空间已
经不大。这两种意见均有失偏颇。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行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农民

实际收入普遍提高。中国农业经济与上世纪中叶及更早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农户平均土
地经营规模虽然不高，但实际上已经具有比较高的市场化、专业化水准。所谓“386199 部队”
务农，完全不符合事实。农业主产区的很多农户是“地畔农民”，较少直接下地劳动，田

间生产活动由专业农业服务人员有偿完成。当前中国农业经济的主体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
小农经济。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农业经济也未实现高度产业化，并非是竞争力的现

代农业经济体。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单位土地面积产出与美国水平差别不大，但成本远超美
国。若按完全成本计算，中国农业的成本确实很高。笔者粗略计算，按 2016 年的粮食及
农业投入价格做依据，粮食的要素成本与消耗性成本总和为 2 万亿左右，亏损 1.2 万亿元

左右。以上这种经济发展水平，是乡村治理改革的基础性决定因素。
（二）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的判断

人们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稳定形势的分析存在系统性偏差。通常人们没有认真区分真正
的农区与城乡结合部。这两者被常常被笼统地称作农村，但实际上很不系统。
真正农区是指城市化过程中已经流失大量人口的农业主产区。这个社会领域的社会稳

定形势应该比较好。农区的社会精英流失从理论上说比一般农户高。各类从事农业专业化
服务的“下地农民”收入比较稳定，他们与“地畔农民”的交易基本上建立在市场化基础
上，利益分配比较合理，难以产生对立。与农村腐败相关联的利益集团主要是侵吞政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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