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4. 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更加多元、全面，尤其当他们的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伴随法律意

识的强化，农民的矛盾调解方式有了转变，从前都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去处理，
不求结果，现在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法律层面。乡村社会依靠旧时人际关系网络运行的矛盾
冲突处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基层社会需要。在基层社会中，群众渐渐树立法律意识，他们学

法知法，尊法守法，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建设法治乡村不仅能保障农村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且能够实现小事不出村解决、矛盾不外溢处理，对稳定和谐社会治
理的“基本盘”起着重要作用。

（三）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状
基于我国法治文化和法治环境尚未成熟的现状，想要构建乡村社会现代化治理体系，

就一定要在社会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社会基础三个方面进行不断完善。但我国现阶段在
推进、落实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工作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例如治理主体方
面缺乏人才、能力不足，治理机制方面立法不完善、组织架构庞杂，治理环境方面缺少法

律意识、司法成本较高等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1. 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缺乏人才，基层干部能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城镇化的迅速推进，我国乡村社会结构不
断变化，社会关系愈发复杂，社会矛盾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部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
进一步加深，乡村社会中的精英人群不断流失，进而导致乡村社会中专业人才的缺乏和基

层干部个人能力的不足，成为当下推进法治化建设的首要问题。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我
国乡村大多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作为主要家计模式，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留
守务农、年轻人进城务工，使家庭收入由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组成。在这种家计模式和家

庭内部分工情况下，我国乡村人口逐渐大规模向城镇流动，使得“留守”“空巢”等社会
现象进一步加剧。本应成为乡村治理中坚力量的年轻人却要进城务工，只能留下老人和儿
童相互依靠。费孝通先生曾在研究乡村社会发展时指出，人才和教育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因

素。但现阶段乡村教育打破了传统的人才反哺机制，让本该有更多机会和发展潜力的乡村
社会，成为向城镇输出人才和劳动力却难以回流之地。

基于上述背景，优质人力资源的流失和现代化思维的缺失，加之受到乡村社会长期传
统伦理观念的影响，使得被选为乡村基层干部的部分群体文化水平和法律素养整体偏低。
在处理乡间邻里的矛盾时，部分乡村基层干部仍以“人治”来代替“法治”，认为“理”

等同于“法”，缺乏对社会矛盾本质的探究和了解，逐渐从群众中脱离。更有小部分乡村
基层执法人员在未经系统化培训的情况下，就直接参与执法，使得以权压法、暴力执法等

现象偶有发生。除此之外，受文化知识水平的影响，部分村民对法律条文的理解程度有限，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