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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乏陪伴而造成情感需要缺失,甚至产生孤独和扭曲心理;留守的老、幼、孕、残等群体,

            因身体及年龄等因素,无力防范和应对治安乱象等。
                 二是村民“流出”与“虚假回归”并存现象增加了治理目标和治理对象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过着城乡摇摆的“两栖人”生活。他们绝大多数人在用工

            旺季“背井离乡”,流出进入城市,但由于受到叶落归根传统文化基因的牵引以及城市对
            于农民工制度性排斥的影响,他们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也未能彻底“被现代化”。在
            用工淡季或节假日,基于利益计算或情感“在场”宣示,又呈现出季节性返乡的“虚假回

            归”现象。“流出”与“回流”增加了治理目标和对象的不确定性,是否将其纳入乡村社
            会治理范围以及如何将其纳入乡村社会治理范围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是人口流动造成的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加了乡村发展的不确定预期。流出的务工人员

            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技术限制以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等因素,难以在城市获得持续稳定
            的就业机会,也难以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存在流出但融不进的困境。尤其

            是新生代农民工,既不擅长农业生产,也无法胜任高技术含量的复杂劳动,乡村发展的未
            来预期更加不确定,这是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述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但其并非“顽疾”,通过有效的

            乡村社会治理,是可以被控制和解决的,正视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是实现治理变革的基础。
                 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的嬗变

                 自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现代化建设目标,以如何处理城乡和工农关系为线索,我国进
            行了以下探索。第一阶段是现代化起步阶段,为尽快建立工业体系,国家实行了优先发展
            重工业战略,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制度等向农业农村汲取资源。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

            后,在工业得到发展前提下,现代化任务转为城镇化,农业农村的资金、劳动力等发展要
            素快速流向城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利于乡村的发展。第三阶段是
            接近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阶段,“三农”问题受到高度重视,现代化核心任务是补齐农业农

            村发展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
            展迎来契机。在此背景下,乡村社会关系,如国家与农业农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
            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的“管、征、批”转向现在的“扶、帮、引”,这些具有结构性和

            质变性的变化给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其一,国家与农村、农民的关系由过去的汲取型转变为现在的扶持型。随着我国产业

            结构的调整,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发展壮大,政治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根基发生变化,
            国家机器逐渐摆脱了对农业的依赖,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从农村汲取资源而维持运转,国
            家与农村、农业、农民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实施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向农业农村反向进行资金、技术等资源注入,使乡村贫穷落后
            的面貌得到明显改观。虽然目前城乡差距依旧较大,但大部分乡村群众从国家的利好政策

            中获得了较大程度的相对的满足感,国家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已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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