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法律体系分析及建设研究

第一章 概述

学之中，这种哲学相信，人只要发掘内心，就可以找到善的源泉，从而达到道德
上的完美境界，这种道德完善同时又是做一个称职的统治者的先决条件，这与西
方政治学传统中的性恶论恰成对照。后者的推论一般是，先秦法家既不相信人性
本善，更不相信礼教道德可以收到改善人性而天下大治的功效；法家以为人性是

恶的，所以现实中的人总是贪生怕死、趋利避害，因此为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人
性加以利用，表现在政治态度上应该取法而排礼，具体到刑事政策上便是以恶制
恶、以杀去杀、刑期无期的重刑主义，而刑只可由君主一人来制定和掌握，这就
必然会导致绝对的专制主义和人治法律的产生。事实上，传统中国的专制政治和

法中的人治精神，既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性善论哲学基础上，也不是以纯粹的性恶
论为其理论依据的，而是这两者的结合。儒家两家的理论本身就决定了，无论是
从性善还是从性恶出发，最后在实践上都必然要滑到专制和人治的行列。因为性
善论的教化成果和内心的自省挖掘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一两位在位者

的潜移默化之功，社会风气依赖于他们的人格感召力。因此，所谓的德治和礼治
便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人治，即以极少数人的言行为标准，要求全体臣民赋予这
些人以示范性和绝对的权威性，最终导致以这些人的意志为全体臣民的意志，并
通过制度和法律而强制推行，使专制和人治制度化、法律化。而性恶论的法家由

于将权力的至上性、唯一合法性赋予了君主，使君主成为国家的象征，甚至可以
是强制方本身，皇帝的言行就是法律，因此违法就是背叛皇帝、背叛国家，于是
必施重罚。皇帝可对全体臣民适用法律，唯独他自己可以免除法律的监督制约，
这样，皇权成了绝对的、不可替代的强制力，法权只是这种强制力的表现和延伸。

性善论与性恶论之所以殊途同归，对立统一于人治之中，其奥秘即在于儒法两家
都不是从人本身来探讨人性的。与其说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学术或哲学问题，倒不
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把人性政治化，并且涂上了浓厚
的现实色彩。而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建立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

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因此，有了这个前提，儒法两家不管对人性怎么探讨，发
表什么高见，九九归一都不免成为君主专制的理论依据。这也就是汉以后儒法合
流（“人治”“法治”融合）的真正基础。虽然中西法哲学都得出了人性自私、
性恶的相同结论，但是法律对此作出的反应却有所不同。法家对人性自私的利用

是通过赏罚机制来推动人民为君主、为国家服务，进而限制人民的权利；把法律
视为治民之私心、治民之恶的工具。其实质是“国家主义”法治观的体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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