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1 - 一个斯芬克斯之谜的解读——东西方对立的传统文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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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下） 东西方社会形态更替的特殊形式决定了东西方对立的传统文化
总之，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思想是从反对社会有着客观的发展规律着手，通过反古典经
济学这样一种曲折形式，达到自己“主国家干预”的目的。因为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
那一自由放任，本身就是遵循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思想。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庸俗经济学进入了它的新历史学派时代。新历史学派的领
袖是古斯塔夫·施莫勒，此外还有路德维希·布伦坦诺、阿多夫·瓦格纳、阿尔伯
特·艾伯哈德·谢夫莱、卡尔·毕歇尔等人。新历史学派继承了历史学派的衣钵，其
总的指导思想仍是反自由放任、主国家干预。他们也从否认社会有一个客观的发展规
律开始，去证明自由的缺陷，从而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过程而张目。
比如，施莫勒就这样说：“现在被称为历史规律的不是靠不住的结论就是陈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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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概念。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今天我们能够和应该谈论历史规律。” 施莫勒反对
社会有一个客观的发展规律，对他自己而言也是违心的，因为他自己也很明白，社会
总是一个有规律的存在物，比如社会总是一个人对人的统治的过程，如此等等。然而
施莫勒反对社会有一个客观规律，是反对古典经济学所阐述的“社会是一个受一只看
不见的手指导的”那样一个社会自由发展的规律。
对这种反自由放任的思想，瓦格纳则从法制的角度上，去挖掘其潜力。“他认
为个人的经济地位并不决定于 18 世纪学者们所主张的‘自然权利’，而决定于法律
制度，而法律制度又是历史的产物。在财产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下，经济自由、财产
权利、契约关系等，都以当时的法律为根据，因而都是立法权力所能更改的历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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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瓦格纳认为法律（私法意义上的法律）是历史的产物是对的。但他所认为的
“经济自由、财产权利、契约关系等等都以当时的法律为根据，因而都是立法权力所
能更改的历史变数”的思想，那就错了。既然以法律为根据的权利“都是立法权力所
能更改的历史变数”，那么这个法律也就失去了客观绝对性，从而变成了主观随意性
的东西了。我们知道，支配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法律赋予的，只要有法的存在，人们就
有支配私有财产的权利。如果认为人们支配财产的权利随时可以为立法权力所更改，
那就不只是错误，而是借用胡适的话说“该打屁股”了。如果立法权力随时可以更改
人们支配私有财产的权利，那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早就消失在西方地平线上
了，何以直到今天仍能听到它那巨大的回音。而这也许是瓦格纳所未能想到的。正因
为这样，瓦格纳才认为人们的财产权利这个人们所获得的政治自由，并非 18 世纪启
蒙学者所说的那个“自然权利”，而是存在于“立法权力所能更改的历史变数”范围
内的形式。事实上这个随时可以“更改历史变数”的“立法权”，正是社会政治上的
专制权威性。是君主意志即法律的专制权威性，使法律给予人们的自由成了可以随意
a 《学说史》第 357 页。
b 《学说史》第 358-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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