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基于大数据的英语翻译精准教学及实现路径

第一章 大数据技术概述及其与教育的结合

采用的教学活动形式；三是翻译教学能力研究，如王树槐将刘宓庆对翻译能力构
成的论述归入“多因素均力说”。

（一）刘宓庆翻译教学思想的阶段划分
刘宓庆的整个学术生涯都用来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然而，纵观其
40 余年学术人生，会发现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翻译教学。他首先是作为一

位翻译教师立身于中国翻译界的。大体来看，刘宓庆的翻译教学研究可以分为以
下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体现了刘宓庆翻译教学思想的发展
轨迹。

1. 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结构主义为主，功能
主义为辅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的翻译研究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即从

传统译论阶段转向现代译论阶段。面对 20 世纪 80 年代翻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
以及译学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和理论加持，中国的翻译教学也从传统翻译教学转向
了现代翻译教学阶段。受索绪尔语言观和当时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早期语言学派

译论的影响，刘宓庆这一阶段的译学思想主要是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译学主张
“对等”或“对应”，强调通过语言对比来研究翻译的过程和对策，这在当时成
为中国译学研究的主流。受此影响，刘宓庆的结构主义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这一

时期撰写的《现代翻译理论》和《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两部专著中。在中国现
代译学的开创阶段，这两本著作的出版以其迥异于传统译论的体系性和科学性成
为当时中国译学界的标志性成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这两部著作也可看作翻

译教材，因为其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另外，《文
体与翻译》是一部从文本类型角度编写的教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刘宓庆在语言
学方面的功能观。对于这一阶段的研究倾向，刘宓庆在后来的《四十年学术人生》

一文中这样写道：“20 世纪 80 年代中，有一段时期，我曾经非常赞同结构主义：
不是由于它时髦，而是由于它实用。我认为结构主义的很多论点实际上很符合中
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比如辩证的整体观和一体论。……为凸显结构主义的优长以

及为强调我在克服传统译论的不足上所作的‘选择性努力’，我完成了第一本著
作《文体与翻译》。”总之，可将刘宓庆这一阶段的翻译教学研究特征概括为：
结构主义为主，功能主义为辅。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