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基于大数据的英语翻译精准教学及实现路径

基于大数据的英语翻译精准教学及实现路径
Accurate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Based on Big Data

2. 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7 年——功能主义为主，结构主
义为辅
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对西方早期语言学派译论的引进和吸收，90 年代初

期的中国翻译学界似乎进入了所谓的“静寂期”或“调整期”，然后就是在其后
的 90 年代中后期西方的文化学派译论进入中国，形成了一股翻译文化研究热潮，
在中外翻译学界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初期。文化
学派关注翻译意义观的改变，认为原文本的意义并非静止、一成不变的，而是流

动的、语境依赖的。这样，语言学派倡导的“等值”观、“对等”观、“忠实”
观就受到了挑战。文化学派译论对国内翻译教学的直接影响和体现就是教材编写
指导思想的变化，即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的以词法 - 句法为主的传统语

法翻译和结构主义翻译教材变为 90 年代及 21 世纪初的功能主义和当代各译论流
派的翻译教材。其他翻译教学方面如课堂教学、课程设计等也随之发生了较大
变化。
对刘宓庆来说，从整体看，其译学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这段
时期并没有完全顺着文化学派译论的方向展开，而是逐渐朝向译学的跨学科方向

发展，并在翻译美学、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学等译学的跨学科领域进行了
开创性研究，先后撰写并出版《翻译美学导论》《文化翻译论纲》和《翻译与语
言哲学》。这些跨学科研究的背后其实来自他译学思想的重大改变，这个变化就

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结构主义转向了 90 年代的功能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
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转向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思想。20 世纪 80 年代末，
刘宓庆发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局限性，即同质语言学观：重形式，不重意义；
重结构，不重功能。刘宓庆认为，这种语言学观不利于翻译学理论的开拓和发展。
从 1989 年到 1990 年，刘宓庆到欧洲游学，开始接触并学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

学，特别是其后期语言哲学思想，这成为刘宓庆译学思想发生前后变化的重要转
折，而这一转折是以其对翻译意义观的转变为标志的，这在其《翻译与语言哲学》
中对翻译意义问题的关注已见端倪。不同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维特根斯坦后期

哲学强调语言意义的动态性和功能性，可以更有效地应用于翻译研究。正是在这
样的译学思想转变的背景下，刘宓庆的翻译教学思想也发生了从结构主义向功能
主义的转向。
这一时期刘宓庆翻译教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一篇论文和一本专著中。《翻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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