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政府数字化转型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政府数字化转型概述

务服务等。如英国设立了政府数字服务机构（GDS）；美国设立了数字服务机构
（USDS）和技术转型服务团队（18F）；澳大利亚设立了数字化转型办公室（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fice），后升格为数字化转型局；加拿大设立了数字服务机构
（Canada Digital Service）等。

三是政府数字化转型人才。加强政府数字化转型人才队伍建设，不仅要强化
公务人员的数字意识，着力提升其数据处理能力，还要制定数字人才培养规划，
创新人才引进方式，广纳政府急需的数字人才。如美、英、澳等国均推出了一系
列数字技能提升计划着力培养数字、数据和技术人才，同时加强政府与企业、非

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吸引数字人才到公共部门供职，以满足政府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业务、文化与技能变革的需要。
四是各部门间协同机制。从中国各地的实践来看，政府提供的数字服务主要
还是基于单个部门，部门间协同的数字服务较少，因此应建立各部门协同机制，

统筹资源，分工合作，协调调动，以此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持续性提供
支撑。领导重视程度研究显示，地方政府领导重视程度与政务服务在线办理能力
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领导越早认识到推进数
字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会越早设立专门机构、制定相应组织配套制度、

吸纳培养专门技术人才。
五是上级政府支持。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是公共部门应用创新的最主要外部
驱动因素。如在中国，中央确定的试点地区往往因能获得更全面的支持而发展得
更好更快。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若能得到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其就会

有更多的财政和政策资源用于购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设备、吸引高技
术人才。
六是财政资源。有研究发现，组织拥有适当的冗余资源有利于组织的创新与
发展，且财政资源越丰富的政府其电子政务的水平就越高。大数据时代，政府数

字化转型需要信息技术设施、专门机构、相关技术和管理人才配备、各行政层级
和部门协调等软硬件与之配套，这无疑对政府的财政实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三）环境层面因素
1. 府际竞争

近年来，中国各地对于政府数字化转型进行了许多新尝试，如“最多跑一次”
的浙江模式、“一网通办”的上海模式、“指尖办”的广东模式、以城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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