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政府数字化转型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政府数字化转型概述

以发生在同一级别但分属不同辖区的地方官员之间，也可以在同一个政府部门不
同科室的同级官员之间。竞赛优胜的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它可以是 GDP 增长率，
也可以是其他可度量的指标，如财政收入增长率、招商引资的数量或排污的减少
量。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锦标赛所改变的是考核标准和形式以及官场竞争的环

境和形态，由此造成的官员激励和行为也就有所不同。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在干部的选拔标准方面，强调“德才兼备”和“又红又专”，在历次的
政治运动中表现出色成为干部选拔的重要标准；在“大跃进”时期，各级地方政
府竞相“粮食放卫星”和“大炼钢铁”可以看作是围绕粮食产量和钢铁产量而展

开的政治锦标赛；“文革”过程中，“造反精神”和“忠于毛主席”成为政治锦
标赛的主流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干部考核标准逐渐转向经济发展的绩效。
上述证据表明，政治锦标赛的形式和领域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
变化。在当前举国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数字化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

地方主政官员之间的竞争开始转变为围绕数字化而竞争。从 H 市建设数字政府
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地方官员之间竞争的特征。这种把数字化成效
当作自己晋升的期望的情况，在市级主要领导、区级主要领导和街道主要领导身
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由此，笔者认为，一些地方官员力推数字化和数字政府

建设的动机与个人的晋升期待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部分官员可能认为这是一个
新的赛道，搞好数字政府建设有利于实现“弯道超车”的目标，或者能够起到锦
上添花的作用，从而让自己的仕途发展更加顺利。
（2）压力型体制与官员推进数字化的速度

压力型体制是对中国各级政府实际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现象的概括，它形
象地描述了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出作为下级官员的无奈。当上级领导
或者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或者为了个人晋升目的而要求下级完成指定任务时，上
级领导的个体焦虑便会传导给下级，上级的晋升压力也会分散到下级身上。在“官

大一级压死人”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压力传导机制通常是有效的。在体制压力面
前，下级官员往往没有选择的空间，消极怠工可能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因为
上级领导掌握较多的资源，拥有对下属的提拔权和考核权。
H 市建设数字政府的速度很快，可谓日新月异。这种速度，与压力型体制密

切相关。从市级主要领导的角度看，他们急切地想要看到数字化的成效，希望每
年都能大变样，年年都有新成果。然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毕竟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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