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一个斯芬克斯之谜的解读——东西方对立的传统文化（二）

第三编（上） 东西方社会形态更替的特殊形式决定了东西方对立的传统文化

点去诠释“义”“利”这一矛盾关系的。这种“义利”同一的观点“和《尚书》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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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正德、利用、厚生’的观念完全一致。 ”
然而，对“义、利”双方同一性的理解，随着儒家学派的创立，即发生了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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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变化，它从双方同一骤而变为对立。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正是
这一对立的典型形式。在孟子那里，同样如此，他同样坚持“义、利”对立的观点。

在同梁惠王一次相见时，孟子说过这样一段话，“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
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
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显然孟子不愧为儒门亚圣，紧步孔子

后尘。将“义、利”截然分开，从而显示着他“义、利”对立的儒家观点。到汉代董
仲舒那里，“义、利”的对立更是走向了明晰化。董氏认为，“仁者爱人，义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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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接着董仲舒给“义、利”这对概念作了如是规定，他说：“正其宜（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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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很显然，和孔孟一样，董仲舒同样持“义利”对立
观点。他的“正其宜，不谋其利”显示着“义、利”双方的正相对立性。他要人们只

讲道德利他，而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他的“明其道，不计其功”同样如此，同样要人
们只是遵守儒家道德规范，而不去张扬功利、得失。显然，在董仲舒那里，“义、
利”双方的关系与孔孟相同，而与墨子、《易传》的观点相反。

我们知道，《左传》《国语》《尚书》《管子》它们都出于春秋时期。这样，
我们就应想到这些思想，它们“义、利”双方同一的思想，与春秋时代的政治现实的
内在联系性。而到了春秋战国之际以至战国时代的孔子、孟子那里，“义、利”关系
却由这里的“同一”而走向了对立；而更为奇怪的是，在与孔孟同时代的墨子那里，
“义、利”双方却仍是“同一”的，同时也即是这个时代，或比《墨子》稍晚的《易

传》那里，却也和墨子一样，也持“义、利”双方同一的观点。然而，到了汉确立后
特别是董仲舒时代，“义、利”双方又走向了对立。从此，这个对立即成了贯穿中国
封建社会始终的一道文化主线；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过程中，“义、利”始终是处于

两个正相对立的范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为止。
事实上，“义、利”作为一对概念，本质上也就是道德与自由的关系、利他与
利己的关系。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持“义、利同一观”，有的人持“义、
利对立观”，从而表现着对“义利”持有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呢？并且在对特定的时代
上又是如此的复杂？为什么春秋时代的《管子》持“义、利”同一观，到春秋战国之

a 同上书，第 156 页。
b 《百问》，第 208 页。
c 《新论》，第 158 页。
d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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