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一个斯芬克斯之谜的解读——东西方对立的传统文化（二）

第三编（上） 东西方社会形态更替的特殊形式决定了东西方对立的传统文化

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下一节讨论）。对义、利也是同样。是专制政治的现实决定了人
们思想上的“义、利”双方的对立性，比如像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是民主政治的现实决定了人们思想上“义、利”双方的同一性。这个“义利”
关系的“同一性”当然是对“义”的道德性的压抑、对“利”的自由利己的合法性的
提升。而这个结论正是唯物史观政治决定文化的基本原理本身。是专制强大的现实决

定了人们思维方式上的道德利他性，比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过程即是道德占主流文化
的过程；在这里，正如人们只有本能地道德利他而不会想到自由利己一样，人们也就
只会讲“义，而对于“利”这个实质上的自由利己概念，则视之为异端。也正是在这

里，在专制政治的现实中，“义”与“利”也就成了两个对立的概念，重义轻利乃是
人们必然的思维方式。下一节我们要谈到，是民主政治的现实决定了人们政治上的自
由；这个自由当然是不排斥利己性的自由的。在这里，道德就不再是人们必须遵守的
行为规范了。由于政治上的平等，追求合法的物质利益乃是每个人受法律保护的权
利；正是由于这样，所以在这里，“义”这个利他性概念也就成了不再受到重视的、

人们不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了。而此时，恰是“利”这个“义”的对立面走向前台受
到人们青睐的存在。像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即是如此。在这里，由于“利”的地
位的提高，“义”“利”对立的文化氛围也就不存在了，“利”作为“公正”的化身

已被置于了与道德、与“义”同等的地位上。这就是“义”“利”双方走向的同一。
既然春秋时代的《左传》《国语》《尚书》以及《管子》中，“义”“利”双
方是同一的而非对立的，那么春秋时代的政治现实也就必然是民主强大的现实；既然
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孟子他们坚持的是“义”“利”对立，那么，该时代也必然是专
制强大的时代；既然《墨子》《易传》这个与孔孟几乎是同时代的存在（当然是稍

晚），坚持的是“义”“利”同一，那么它们的时代也必然是民主强大的时代；既然
从董仲舒开始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过程中，人们坚持的是“义”“利”双方对立的观
点，那么这个中国封建过程中专制关系强大性的现实也应是必然的。如此等等。正是

这一专制强大政治现实，决定了董仲舒及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过程中“义”“利”对立
的观点。既然是专制政治的现实决定了“义利”双方的对立，是民主政治的现实决定
了“义利”双方的同一，那么这里就应当对如下的问题作出解释：既然春秋时代《左
传》《国语》《尚书》《管子》都表现为“义利同”一观；那么，又应任何解释春秋
时代社会政治内部民主处于强大的现实呢？而孔子、孟子、墨子以及《易传》在时代

上几乎相同，为什么孔、孟持“义利”对立观，而墨子、《易传》却持“义利”同一
观呢？而这个时代又都是中国奴隶社会末期时代。而这同一个“末期时代”意识形态
领域中“义利”观又表现得如此复杂，实令人费解。难道这个时代社会政治内部既是

专制强大的现实，又是民主强大的现实吗？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人们义利观的两种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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