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5 - 新时代行政法理论与应用实践

第五章 行政复议机制

影响政府治理效率。因此，国家倡导诉源治理，此时，具有专业性、便捷性和效
率性的复议调解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具备复议调解的现实条件。随着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的沟通意愿和谈判能

力不断增强，以及行政调解逐步走向成熟，各地普遍建立了各种行政调解机构，
配备了专职调解人员（当然专业性还有待加强），调解机构逐步健全，使复议调
解更有可能。
具备复议调解实践的成功经验。近年来，我国复议调解实践在各地广泛开展，

已取得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实际效果。除前文所述的浙江省外，北京、上海、
江苏等地也都取得较为明显的有效化解行政争议效果。例如，2020 年度，北京
市行政复议共计收案 11311 件，共计审结 8330 件（包括 2019 年结转案件 1348 件），

以调解、和解等方式终止的 1933 件，占 23.2%。2021 年度，上海市各级行政复
议机关共审结行政复议案件 14392 件（含上期结转 3892 件），调解或和解 2507 件，
调解（和解）率达 17.4%，较 2020 年提升 2 个百分点。2021 年，江苏省各级行
政复议机关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14635 件，同比增长 28.70%，以调解、和解等
方式结案 3723 件，占 31.65%。

三、行政复议调解的制度优化

行政复议调解实践问题的出现，主因在于现行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缺陷。因此，

应当聚焦复议调解主导功能的再定位，根据复议调解制度优化的合法性、公正性
和实效性要求，优化复议调解制度，突破调解范围藩篱，保障调解程序的规范统
一，确保调解公正性，解决结果实效性难题。
（一）突破调解范围藩篱
现有复议调解适用范围总体上过窄，不能满足实践中发挥复议调解化解行政

纠纷作用的需求，不利于通过调解方式解决行政纠纷的非诉社会治理。为了使行
政纠纷的调解更具广泛性、合理性和效率性，一方面应扩大复议调解适用范围，
另一方面也不能将行政复议调解的优势无限放大，需进行一定限制，如果不加以

限定，所有案件都适用调解，也会造成调解的滥用，从而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他
人利益，甚至破坏行政法治。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一味追求行政争议的解决，
而不顾合法性和正当性，即使解决了行政争议，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
目的也仍然无法实现。具体而言，可采取“概括 + 否定列举”方式确定复议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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