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

第二章 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政策比较

益相关者的数据，以创建海量的数据库来更好地使用数字化手段服务师生，但
无论是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学生与教师还是作为数据收集者和保管者的高等教育
机构，都未充分认识到这些数据的重要性和私密性。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

（EDUCAUSE）发布的《2023 年十大 IT 议题：基础模型》（Top 10 IT Issues，
2023：Foundation Models）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在隐私安全保护方面已经远远落
后于其他行业，尽管高等教育机构收集的隐私数据在不断增加，但对这些数据的
保护却没有跟上。现如今美国缺乏与隐私和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无法为高

等教育隐私保护提供明确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接
受来自网络保险公司、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及州政府隐私法的帮助。
学生得到的数字化支持不足、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缺乏以及隐私与安全问题严
重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数字化政策的问题源流并非偶然，而是教育数字化生态构建

的必然过程。提升学生学习体验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目标，也是高等教
育数字化政策实施的实践旨归，优化学生的数字化学习过程必然成为美国高等教
育数字化政策的重点。而资金不足一直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资金的筹措和分配都成为巨大问题。隐私与网络安全是高

等教育数字化推行过程中的敏感地带，当学生的隐私受到威胁时，他们的权利以
及自由也会受到威胁，故而一系列与隐私安全有关的政策举措被触发。尽管存在
种种问题，但需要认识到的是，问题源流的出现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失败，相反，
只有当问题源流汇集到一定程度，“政策之窗”才能打开，现实问题才能解决。

正如美国在线教育刊物《赫金杰报告》（Hechinger Report）所指出的，教育公平、
危机准备和获取技术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美国
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2. 政策源流：来自政府内外部“政策企业家”的主动倡议

金登将提出了某些具有显著影响力政策建议的倡议者们称为“政策企业家”
（policy entrepreneurs），这些政策企业家既可能在政府内部或外部，也可能在
利益集团或研究组织中，还可能在参与选举或被任命的职位上。他们向政府提出
政策建议，并极力促成这些建议的成功落实，以维护自身或所在组织的利益。

首先，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内部的官员们对美国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未来发展作
出了规划。从 1996 年开始发布的《国家教育技术计划》代表了联邦政府希望以
数字化技术推动国家整体教育发展的决心。此后接连发布的《国家教育技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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