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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从扶贫的实践中来看,一些贫困村的驻村工作队成员和结对帮扶人更是直接给贫困户送米、

            送面、送油,以“输血”的方式直接提供物质福利。但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如果这些福利性质的政策措施和帮扶机制仍然是既不关注政策的效率,也不关注市场化机
            制的嵌入与否,长此以往,就可能陷入“福利陷阱”,并诱发脱贫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对于

            以往扶贫政策的“福利依赖”,消弭扶贫要扶智扶志政策的“溢出效应”,使得脱贫地区
            和人口的发展后续乏力。因此,在两大战略的 5 年衔接过渡期,必须加快将原来带有显著
            福利性质的政策措施逐步调整转化为发展性的政策机制,使得政策的取向更有利于促进脱

            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自我造血”,更有利于促进脱贫地区生产条件的改善、发展能力的
            提升。
                 最后,二者在政策执行方式上存在着“压力”下任务型治理方式与“放活”下发展型

            治理方式的差异。脱贫攻坚的政策执行逻辑呈现出明显的“压力下”任务型治理模式的特征。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为确保到 2020 年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各级各地方层层签订“军

            令状”,最终层层传递脱贫攻坚的压力,形成了贫困治理的压力型体制。而乡村振兴的政
            策执行模式完全不同,乡村振兴是中国多年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及其各项政策、措施的产
            物,是对历史的继承以及新阶段的延续。所以其在政策执行中,更加强调要注意各方主体

            的参与、各类要素的激活、内生动力的培育等等,具有明显的发展型治理色彩。
                 (三)政策执行缺乏协同

                 政策协同是政策目标有效达成的重要保障。由此来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其各自
            的政策体系的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协同,这亦成为了二者有效衔接的现实政策困境。
                 第一,二者在政策执行中缺乏协同与黏合措施,使得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运

            行存在“两张皮”问题。在 2018 ~ 2020 年两大战略叠加推进期,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均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但是,由于刚刚才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出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刚刚才

            启动和开始去谋划具体如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和融合推
            进。与此同时,在各地方的政策实践中仍然缺乏二者协同衔接的组织机构。从农村基层实
            际调研的情况来看,在各个地方层面,两大战略的组织、协调和衔接比较困难。这样一来,

            就在之前地方的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颇或问题,成为两大战略政策有效衔接的障碍,
            并表征为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衔接过渡遭遇政策“两张皮”运行的“中梗阻”。从调研

            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症结机理在于:在压力型体制下,脱贫攻坚具有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评
            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机制,因此,各地各级官员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中都面临着严厉的
            考核和问责。而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考核评价制度目前还处于《乡村振兴促进法》刚刚

            才开始颁布实施,其作为法律的制度威力还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因而,一些基层干部,尤
            其是驻村扶贫干部只把脱贫攻坚作为优先政治任务,消极应对甚至回避漠视乡村振兴战略

            的推进。特别是在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完全割裂脱节、各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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